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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从“岗位”到“技能”到“成果”:未来职场的工作新范式

    从“岗位”到“技能”到“成果”:未来职场的工作新范式

    很多人还在用“选岗位、爬职级”的方式规划职业,却发现越走越焦虑。并不是个人出了问题,而是职场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。这篇文章尝试从岗位、技能到成果,梳理正在发生的变化,帮你看清:未来的工作,到底是按什么逻辑在运转。

    第一章 | 从“岗位”到“工作任务”的转变

    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待过几年,大概都会有一种相似的感受:你的岗位写在系统里,但你的工作早就不完全在岗位里了。年初定的岗位职责,看起来条理清晰,等真正开始干活才发现,事情一件一件地冒出来,很多并不在那份岗位说明书里。你可能会发现,自己花最多时间解决的,恰恰是当初岗位里压根没写的那些问题。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,而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。

    岗位这个东西,本来是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设计的。业务节奏慢、分工清晰、流程固定,一个岗位对应一组相对稳定的职责,谁负责什么,一眼就能看明白。在那样的环境里,用岗位来管理人、分配工作,确实高效。但今天的职场已经很难再回到那种状态。业务调整越来越频繁,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,很多工作内容在一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。岗位还没来得及改,工作已经换了一轮。

    真正的变化在于,岗位和实际工作的对应关系正在变弱。很多人名义上在同一个岗位上,做的事情却完全不同;也有不少人看似换了岗位,本质上干的还是原来那一套事情。岗位开始更像一个行政标签,而不是对你每天在干什么的真实描述。久而久之,岗位不再是管理工作的有效单位,它更多只是一个方便发工资、定编制的工具。

    这种错位,在很多看似“还算体面”的岗位上尤为明显。比如不少公司的“数据分析”“产品运营”“项目经理”,岗位名字几年不变,但干的事情却一年一个版本。去年还在拉报表、对流程,今年已经开始对接算法、协调外包、兜跨部门的锅。岗位没有升级,职责却在不断叠加,工作难度和复杂度被默默往上抬了一层,却很少有人会为此重新定义这个岗位。

    当岗位无法准确描述工作时,组织就会本能地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。管理者关心的焦点,会从“这个岗位归谁管”慢慢转向“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做”。也就是说,与其纠结某个岗位是不是人手不足,不如直接拆开来看:现在要完成的具体事情有哪些?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?哪些事情必须由经验最深、成本最高的人来做,哪些事情其实可以拆分、简化,甚至交给系统或外部资源完成?一旦这样去看,岗位这个整体就自然被拆解成一项一项任务。

    当工作被拆成任务,很多原本被岗位掩盖的问题才会浮现出来。有些人看起来很忙,但拆开来看,真正高价值的任务并不多;也有些岗位长期“缺人”,其实缺的不是人,而是某几项关键任务的能力支持。任务化让这些问题变得可见,也让调整变得更灵活。任务可以重新组合,可以换人来做,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。这种灵活性,是传统岗位体系很难提供的。

    与此同时,任务化也悄悄改变了用工方式。远程协作、外包、自动化工具的普及,让“谁来做”不再只有一种答案。有些任务不需要固定坐在办公室的人,有些任务不值得用最贵的人力去完成,还有一些任务,干脆可以被系统取代。当组织开始从任务而不是岗位出发配置资源时,工作的边界就变得松动起来,岗位也不再是不可拆分的整体。

    对个人来说,这种变化往往来得更直接。你会发现,岗位给你的安全感正在下降。岗位不再自动等于价值,也不再天然等于不可替代。真正决定你在组织里位置的,不是你挂着什么岗位名称,而是当工作被拆成一项一项具体任务时,有哪些事情离不开你。那些始终需要你判断、你负责、你兜底的任务,才是你真正的立足点。

    从岗位到任务,并不是为了让人更辛苦,而是让工作本身更清楚。岗位曾经是秩序的象征,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里,过于僵硬的秩序反而会拖慢反应速度。当组织开始用任务理解工作时,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衡量标准正在形成:不再是谁坐在什么位置上,而是谁在关键任务上真正解决了问题。这一转变,也为后面“技能”和“成果”成为核心埋下了伏笔。

    第二章|当岗位不再可靠,技能为什么成了真正的筹码

    如果说岗位正在失去它原本的解释力,那么紧接着浮出水面的,就是“技能”。很多人会下意识地以为,这是企业又发明了一个新说法,但实际上,技能之所以被推到台前,并不是因为它更时髦,而是因为岗位已经装不下真实的工作了。

   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习惯用岗位来定义一个人:你是什么职称、属于哪个序列、走哪条晋升通道。岗位像一条预设好的轨道,只要沿着往前走,职业路径看起来就清晰而稳定。但当岗位内部的工作内容开始频繁变化,当同一个岗位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,这条轨道本身就开始变得模糊。这个时候,再继续用岗位来衡量人,其实已经有些失真。

    技能恰恰是在这种失真中变得重要的。因为不管岗位怎么变,工作最终都会落到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,而事情背后真正需要的,是能力。组织开始越来越直接地问: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些事,需要哪些能力?这些能力在谁身上?如果岗位不再是可靠的单位,技能就成了连接“人”和“事”的那条线。

    从公司的角度看,用技能而不是岗位来理解人,会带来一种更现实的视角。很多时候,问题并不在于“缺不缺人”,而在于“缺不缺某几项关键能力”。有些团队人不少,但事情就是推不动;拆开来看才发现,真正稀缺的不是人头,而是某些能够判断、协调、整合资源的能力。一旦看清这一点,人才配置的逻辑就会发生变化:与其再去招一个头衔相似的人,不如先搞清楚,我们到底缺的是哪几项技能。

   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组织开始弱化部门和岗位边界,而把目光放在技能组合上。一个人能否参与某个项目,不再完全取决于他“属于哪个岗位”,而取决于他是否具备项目所需要的能力。岗位开始变得更像一个暂时的落脚点,而技能才是可以被不断复用、迁移和叠加的资产。对组织来说,这样的视角更灵活;对个人来说,也意味着职业路径不再只有一条。

    站在个人这边,“技能取代岗位”带来的冲击其实更直接。过去我们规划职业,往往是选一条岗位路线:从专员到资深,再到负责人。但现实越来越像一面攀岩墙,而不是一架直梯。你可能会横向移动,会短暂下滑,也可能突然切换到一块看起来不太相关的区域。真正让你能在这面墙上持续往上走的,并不是岗位名称,而是那些可以带着走的能力。

    很多人在中途感到迷茫,本质上是因为还在用岗位思维看待变化。当岗位发生调整,或者原本熟悉的工作被拆走、外包、自动化时,如果你的价值完全绑在岗位上,就会感到被动甚至失控。但如果你能清楚地说出:我擅长解决哪些问题,我在哪些事情上是高质量的输出者,那么岗位的变化反而会成为机会,而不是威胁。

    需要强调的是,技能并不等于某一项单一的硬本领。真正有长期价值的,往往是技能的组合。技术能力如果不能转化为理解业务、推动决策的能力,价值就会受限;沟通能力如果脱离了对问题本身的判断,也很难形成真正的影响力。随着标准化工作越来越多地被工具接手,那些需要综合判断、跨界协作、在模糊中做决策的能力,反而会变得更稀缺。

    这也是为什么,单纯靠学历或头衔建立优势,会越来越吃力。它们当然仍然重要,但更多只是入场券,而不是护城河。真正决定一个人长期竞争力的,是他能否持续更新自己的技能结构,让能力始终贴近真实问题的需求。当技能开始老化,再稳定的岗位也会变得脆弱;而当技能保持生长,岗位反而只是阶段性的容器。

    从岗位走向技能,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频繁跳槽或彻底推翻过往积累,而是换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。与其问“我现在处在哪个岗位上”,不如多问一句:“如果把我的工作拆开来看,我真正拿得出手的能力是什么?”这个问题,会比任何岗位规划,都更接近未来职场的答案。

    第三章|当角色不再重要,组织真正开始看“成果”

    在岗位和技能逐渐失去稳定锚点之后,组织迟早会遇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如果不再用岗位来衡量人,也不能只靠技能清单来管理工作,那最终到底该用什么来判断价值?越来越多组织给出的答案,指向同一个方向——成果。

    在很多公司里,任务和技能的引入,确实让工作变得更灵活了。但做到一定阶段,新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。并不是所有重要的工作都能被拆成清晰的任务,也不是所有有价值的贡献,都能用一项项技能来准确标注。真正复杂、重要的事情,往往需要持续判断、综合取舍和跨边界协作。如果管理仍然停留在“你完成了哪些任务、你具备哪些技能”这一层,很容易陷入只见局部、不见全局的状态。

    这正是成果开始变得重要的背景。成果不是你做了什么步骤,而是你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、带来了什么变化。相比任务和技能,成果的视角更高一层,它迫使组织从“过程管理”转向“价值管理”。当关注点从角色和动作,转移到最终结果时,很多原本被岗位和部门隔开的边界,都会自然松动。

    从组织角度看,以成果为锚点的管理方式,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授权。管理者不再事无巨细地规定“你该怎么做”,而是先讲清楚“我们要实现什么”。只要目标清晰、边界明确,具体路径就可以由执行者自行探索。这种方式看似放松控制,实则要求更高:它要求员工真正理解业务目标,具备独立判断和自我管理的能力,而不是只会按指令完成任务。

    当成果成为核心,绩效评价的逻辑也会随之改变。传统考核往往围绕岗位职责是否完成,但在成果导向下,更重要的是是否真正推动了关键目标。一个人是否创造价值,不再取决于他是否严格履行了岗位说明书,而取决于他是否在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实质影响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组织开始弱化“过程合规”,转而强调目标达成和结果贡献。

    这种变化,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样深远。当成果被放在首位,部门和角色不再是天然的边界,资源会围绕目标重新组合。跨部门协作不再是“额外付出”,而是完成成果的必经之路。很多原本卡在部门接口处的问题,在成果视角下会被重新定义:不是“这是谁的职责”,而是“这件事如果做成,对整体有什么价值”。

    对个人而言,成果导向同样意味着一种身份转变。你不再只是某个岗位上的执行者,而是某个问题的负责人。你的价值不再体现在“我很忙”“我做了很多事”,而是体现在“我把哪件关键事情做成了”。当评价标准发生变化,个人的安全感来源也会随之改变——它不再来自职位头衔,而来自你持续产生成果的能力。

    需要注意的是,成果导向并不等于只看结果、不问过程。恰恰相反,它对能力和判断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因为在不确定性更强的环境中,通往成果的路径往往不是预先写好的,而是在行动中不断修正的。成果导向的组织,需要的是能够在模糊中前进、在变化中校准方向的人,而不是只会照流程行事的执行者。

    当岗位逐渐退居幕后,任务和技能成为中间层,而成果站到最前面时,工作的定义就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组织不再围绕“谁坐在什么位置”运转,而是围绕“哪些问题必须被解决、哪些价值必须被创造”来配置资源。这种转变,并不只是管理方法的升级,而是对“工作本身是什么”的一次重新定义。

    第四章|当岗位不再稳定,应届生如何规划第一份工作的技能积累

     对刚走进职场的年轻人来说,入职的这一刻,刚好踩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间点上。你可能已经听过很多类似的话——什么“你现在选的岗位,几年后可能就不存在了”,听起来有点吓人,也像危言耸听,但它背后说的,其实是一个越来越真实的现实:这个时代的工作,本身就处在不断变化之中。岗位不再稳定,路径也不再清晰,应届生如果还用老一套思路来规划职业,很容易一开始就走偏。

    很多人找第一份工作时,最容易被牵着走的,是岗位名字、公司名气,还有所谓“一步到位”的安全感。上一代人确实有过这样的经验:选对一个岗位,就能顺着这条线慢慢往前走。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,这种确定性已经大幅降低了。技术在变,行业在变,岗位本身也在变。与其执着于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岗位头衔,不如冷静一点去看:这份工作,到底能让我学到什么、留下些什么。第一份工作未必非要精准对齐你未来二十年的方向,但它一定要能帮你积累能力,而不是只留下一个标签。

    很多应届生会纠结“对不对口”。比如学计算机的,第一份工作却做了测试;学市场的,却从基础运营做起。其实从技能的角度看,这种焦虑往往被放大了。一个测试岗位,同样可以让你积累编程思维、自动化能力、跨团队沟通经验;这些能力,未来既可以用来转开发,也可以转产品,甚至参与创业。职业早期真正重要的,不是你站在什么岗位上,而是你有没有在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边界。你越早把注意力放在技能上,而不是岗位上,未来的选择就会越多。

    把职业发展想象成一棵“技能树”,可能会更贴近现实。第一份工作,只是树干刚刚长出来的阶段,但你完全可以在这个阶段慢慢分出不同方向的枝条。公司分配给你的任务,不是上限,而只是起点。做市场的新人,除了写文案、跑活动,也可以主动学点数据分析,试着用数据解释结果;工程师新人,除了写代码,也可以去了解产品逻辑和用户需求;HR新人,多听业务会议、多理解业务问题,都会让你看问题的层次更高一些。很多真正有用的成长,恰恰发生在“这不完全写在岗位描述里”的地方。

    如果条件允许,第一份工作最好选择那种“事情多、任务杂”的环境,而不是分工极度单一的岗位。项目制、任务制的团队,对新人往往更友好,因为你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接触不同类型的问题。轮岗、跨部门项目、跟着项目跑完整流程,这些经历会让你更快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优势,也更容易建立起对行业的整体理解。相反,如果第一份工作长期只做重复、封闭的工作,看不到全局,也学不到新东西,那哪怕岗位看起来稳定,长期来看反而可能拖慢你的成长。

    除了具体技能,应届生还有一类能力,越早培养越划算,那就是所谓的“底层能力”。比如,能不能快速学会新东西,能不能把复杂问题拆清楚,能不能把事情讲明白、推进下去,能不能在不确定和压力下保持基本的稳定。这些能力听起来不如“技术”“专业”具体,但它们几乎在所有岗位、所有阶段都会反复派上用场。大学毕业,不是学习的结束,而是另一种学习方式的开始。真正拉开差距的,往往不是公司有没有系统培训,而是你有没有把学习这件事,当成自己的长期责任。

    在这个过程中,别忽视人的力量。刚入职场时,有人愿意带你、愿意回答你“看起来有点傻”的问题,其实非常重要。多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,不只是为了学技能,更是为了看清他们是怎么理解工作、怎么做选择的。同时,也可以主动进入一些行业社群、专业社区,参与真实的协作和讨论。这些横向的连接,会让你更早跳出“我这个岗位”的小圈子,用更大的视角看职业这件事。

    归根结底,对应届生来说,第一份工作的意义,从来不只是谋生。它更像是一个训练场,让你在真实世界里打基础、试方向、积累能力。岗位会变,公司会变,但只要你在不断把经验转化为能力,把能力变成下一步的筹码,路径自然会慢慢展开。这个时代没有绝对保险的岗位,但具备关键技能、保持学习能力的人,永远不缺机会。第一步走得未必完美,但只要方向对了,后面的路就不会太窄。

    第五章|对职场中期人士意味着什么:突破瓶颈,重新拉开成长曲线

    工作差不多十年左右,很多人会明显感觉到一个变化:好像并没有松懈,也没有犯什么大错,但往上走却越来越慢了。你已经不是新人,手里有经验、有技能,在公司里往往也是骨干或者中层;可与此同时,机会不像早几年那样密集,晋升开始变得稀缺,安全感反而在下降。再加上家庭、收入、责任一层层叠上来,这个阶段的焦虑,往往比刚毕业时更真实。

    需要先看清一个现实:很多中层岗位本身正在被“挤压”。技术进步并不是只冲着基层岗位去的,恰恰相反,那些以流程管理、信息传递、规则执行为主的中间层工作,最容易被工具弱化甚至替代。岗位可能还在,但它所创造的边际价值在下降。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工作十年左右的人,会感觉自己卡住了——不是不努力,而是原来的那套玩法,正在悄悄失效。

    在这样的环境下,如果还把全部希望寄托在“下一次晋升”,失落感往往只会越来越重。因为问题不只是你有没有往上爬,而是那条梯子本身变窄了。相比盯着头衔变化,更值得投入精力的,是能力本身的提升。少问一点“我什么时候能升”,多问一句“我还能学会什么、还能解决什么问题”。当组织越来越看重成果和能力时,头衔反而常常是水到渠成的结果,而不是起点。

    这也是为什么,很多人在职业中期重新拉开差距,靠的并不是纵向晋升,而是横向迁移。这里说的横向,并不是盲目转行,而是在相关领域中拓宽自己的能力半径。比如技术出身的人,开始往产品或业务侧靠;财务背景的人,参与更多运营和管理决策;原本偏执行的人,逐渐承担整合和协调的角色。这种变化短期内可能不显山露水,甚至会让人不适,但它能让你的经验不再只是“重复使用”,而是开始产生复利。

    很多人在原岗位待得越久,越容易被“熟练”困住。看似十年经验,实则是一年经验反复用了十次。一旦环境变化,这种经验的含金量会迅速下降。横向迁移的价值,恰恰在于打破这种惯性,让你重新回到学习曲线中。虽然过程不舒服,但只要方向对了,长期回报往往更高。

    除了角色变化,技能本身也需要定期“更新版本”。很多人在职业早期学会的一套技能,到了中期反而最容易过时。工具在变,业务模式在变,判断标准也在变。如果能力结构长期停留在过去,再稳定的岗位都会变得脆弱。技能再生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动干戈,可以是系统学习新领域,也可以是在工作中主动接触新项目、新问题。关键在于,你是否持续让自己的能力贴近正在发生的现实。

   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优势,那就是经验本身。中期职场人真正的资本,不只是技能点,而是对行业、组织和人的理解。只要找对连接点,经验可以成为非常强的杠杆。比如,把多年行业经验和新技术结合,或者把原有专业能力迁移到新的应用场景中,你往往不需要从零开始,而是“旧经验+新能力”的叠加。这种组合型能力,反而更稀缺。

    当然,职业中期的选择不可能脱离现实。家庭、收入、时间成本,都会让试错变得更昂贵。所以更理性的做法,往往是控制节奏,而不是一刀切。内部轮岗、参与副项目、在不放弃主业的前提下尝试新方向,都是相对稳妥的方式。重要的不是马上跳得多远,而是不要长期停在原地。

    随着技术降低了个人生产力的门槛,一些人也开始探索新的工作形态。有人把专业能力和工具结合,做成“一人公司”;有人在主业之外发展副业或咨询;也有人干脆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业。这些路径未必适合所有人,但它们共同传递出一个信号:工作不再只有“全职雇员”这一种形态。对中期职场人来说,重新定义“工作是什么”,本身就是一种主动权的回收。

    总的来说,职业中期不该只是缓慢下滑的高原期,而完全可以成为下一段成长的起跳点。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,不是年龄和资历,而是你是否持续学习、是否愿意跨界、是否还能不断创造新的成果。当经验开始复利,而不是贬值,职业的下半场,反而可能比上半场更有空间。

    第六章|学生与家长的视角:当“未来的岗位”不再确定,教育该怎么走?

    如果把视角再往前拉,拉到学生和家长这一代人身上,其实很多焦虑就更容易理解了。很多家长心里都会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:如果未来很多职业都会变,甚至消失,那我们现在这么辛苦读书、选专业、规划路线,到底有没有意义?

    “你现在学的专业,等你毕业时可能已经没那么吃香了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很扎心,但它真正想表达的,并不是要制造恐慌,而是提醒大家:职业世界本来就不是静止的。十几年前,很少有人能想到今天会出现这么多新职业;同样,现在看起来很稳定的一些岗位,在技术和产业变化下,也可能被重塑甚至替代。所以,真正需要转变的,不是“孩子该不该努力”,而是努力的方向

    在这样的背景下,教育如果还只围绕某一个具体岗位去准备,其实风险是很大的。比起“学什么专业以后好找工作”,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:孩子有没有学会学习?有没有能力适应变化?有没有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继续往前走的能力?教育真正该做的,不是为一个固定答案做准备,而是让人具备不断找答案的能力。

    这也直接指向了教育方式本身的变化。传统教育更擅长做的一件事,是把知识拆分成学科、章节和考点,通过考试来检验掌握程度。但现实世界里的问题,很少是按学科分割的。真正复杂的事情,往往需要跨学科理解、团队合作和持续试错。这也是为什么,越来越多学校开始尝试项目制学习、探究式学习,让学生围绕真实问题去整合知识,而不是只在试卷上完成标准答案。

    你会发现,在这些项目里,学生学到的往往不只是知识本身,而是怎么分工、怎么沟通、怎么解决冲突、怎么在失败后调整方案。这些能力,在分数里很难直接体现,但恰恰是未来进入社会后最常被反复使用的能力。不只是大学阶段,中小学里越来越多的跨学科课程、STEAM 项目,本质上也是在往这个方向靠拢——让孩子在真实任务中学习,而不是只在书本里“理解”。

    从这个角度看,“做中学”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未来真正稀缺的人,不是记住了多少知识点,而是能不能像完成一项任务那样,主动发现问题、设定目标、调动资源并把事情做完。所以,不管是社团活动、竞赛、实践项目,还是看起来“和升学不完全相关”的经历,只要孩子在其中真正参与、承担责任、解决问题,都是在积累非常真实的能力。相比之下,如果所有时间都只用来刷题、补习,短期可能有成绩,但长期并不一定能提高孩子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。

    而在所有能力之中,最底层、也最重要的一种,是持续学习的能力。未来的职业世界,很可能没有一条“读完书就稳了”的路线。真正能让人长期站住脚的,是对新事物保持好奇,遇到新问题不退缩,知道如何去学、去问、去试。教育的终极目标,其实不是把孩子培养成“知道很多答案的人”,而是“会不断找答案的人”。

    这对家长来说,往往意味着角色的转变。与其急着给孩子答案、替他们做决定,不如多给一些空间,让他们自己去探索、去犯错、去修正。当孩子对某个问题产生兴趣时,引导他们自己查资料、做尝试;当孩子遇到困难时,帮他们拆解问题,而不是直接替他们解决。这些看似细碎的日常,其实都在塑造孩子面对未知的方式。

   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“好专业”、什么是“好工作”。未来真正好的工作,未必听起来体面,但一定能让人持续成长、持续创造价值;真正有意义的专业,也未必一一对应某个岗位,但能打下扎实的思维基础和学习能力。也许孩子未来从事的职业,现在连名字都还没有,但只要他们具备跨界理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,就不必过度担心跟不上变化。

    说到底,“未来岗位不再存在”这句话,并不是在否定教育,而是在倒逼教育回到本质。教育从来不只是为了谋生,而是为了让人成为一个有判断力、有创造力、能在复杂世界中站稳脚跟的人。如果孩子从小就习惯用项目和任务去学习,在不断尝试中锻炼思维和能力,那么无论未来职业怎么变化,这种内在能力都会成为他们最可靠的底气。

    当岗位退场,什么该留下来?

    回看前面的讨论,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:岗位在变,技能在重组,成果在成为新的衡量标准。这种变化,不只影响职场,也在倒逼教育和家庭重新思考各自的位置。

    对个人来说,最重要的一件事,是别再把自己等同于某一个岗位。把自己当成一个长期在进化的“能力组合”,定期更新技能、积累成果、扩大影响力。当你能持续解决问题、创造价值,头衔反而不再是最关键的东西。

    对组织来说,真正的挑战不是缺人,而是如何更灵活地用人。围绕任务和成果配置资源,让人能流动、能成长、能被看见,组织本身才能具备真正的韧性。

    而对家庭和教育来说,最重要的或许是放下对“确定路线”的执念,把注意力放在能力、好奇心和学习力上。支持孩子探索、尝试、犯错,远比替他们规划一条看似安全的路径更重要。

    “无岗位时代”并不是没有工作,而是工作的定义正在改变。当岗位不再是我们唯一的身份标签,真正能让人立足的,是不断进化的能力、灵活思考的习惯,以及把事情做成的能力。只要这些东西在,未来再怎么变,人都不会轻易被淘汰。

  • 绩效考核的前世今生

    绩效考核的前世今生

    绩效考核的前世今生:从泰勒到OKR的演变逻辑

    绩效考核从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,其核心目的始终围绕激发员工动力、实现组织目标。早期的绩效思想起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和福特的工厂制度,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,逐步演进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(MBO)、关键绩效指标(KPI)和360度评估等工具,直到近年来兴起的以OKR(目标与关键结果)为代表的自驱式管理模式。

    本文将系统回顾绩效考核的历史演变脉络,结合中外大厂实践和经典案例,分析绩效考核背后的管理逻辑及组织文化变化,并从员工视角探讨绩效真正关注的核心与误区。

    科学管理时期:泰勒与福特的绩效萌芽

    绩效考核最初萌芽于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。弗雷德里克·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,强“任务+计划+标准”。泰勒主张将管理与执行分离,事先制定生产计划并对工人产出量化计件,把工人工作效率与报酬挂钩。例如,泰勒要求工人每天按照预先确定的产量完成任务,并据此结算工资,这种“预先制定计划”的思路为后来的目标管理奠定了基础。

    同时期,亨利·福特的案例更直观地说明了绩效激励的作用。1914年,福特公司将装配线工人的日工资从2.5美元提高到5美元,高薪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士气并降低了人员流失率。正如《财富》报道所述,福特认为“工人是重要资产”,工资翻倍“将提高士气和降低流动率”。这一经典案例体现了早期绩效激励的核心逻辑:通过物质激直接改善工作条件和收入来激发员工的生产积极性。

    目标管理时代:德鲁克与MBO

    20世纪中叶,彼得·德鲁克提出了目标管理(Management by Objectives,MBO)理念,标志着绩效管理进入新的阶段。1954年,德鲁克在《管理的实践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将目标作为管理核心的理念,并认为管理者和员工应共同参与目标制定。这一思想后来被引入通用电气公司(GE)并实践,取得巨大成功。德鲁克的MBO强调以人为本,员工参与目标设定,通过自我控制完成目标,取代传统的命令监控。

    GE在20世纪80年代将MBO系统化,由杰克·韦尔奇推动实施,不仅设立明确的年度经营目标,还引入了“排名末位淘汰”制度。GE发现,通过目标层层分解,每个员工都能明确自身与公司战略之间的联系,提高了整体执行力。此外,德鲁克强调目标管理要注重结果和长期视野,而非简单地关注过程。正是德鲁克打破了“目标只是计划的一部分”的传统观念,把管理的焦点从监控行为转向了关注结果。

    指标化绩效考核:KPI与平衡计分卡

    进入20世纪后期,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信息技术发展,绩效指标化管理工具层出不穷。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关键绩效指标(KPI)和平衡计分卡(BSC)等方法。KPI本质上是对组织战略目标的分解,对关键活动指标的量化考核。例如,中国互联网大厂普遍采用KPI体系,各部门目标由上而下拆解,并与年度奖金、调薪、晋升紧密挂钩。马云等企业家也曾强调“没有KPI,一切都是空话”,表明KPI在承接公司战略、指引员工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。

    平衡计分卡则在1990年代由罗伯特·卡普兰等提出,将财务指标与客户、内部流程、学习成长四个维度结合起来全面考核绩效,强调以战略为导向的多维评价。BSC帮助企业避免了只关注短期财务指标的偏差,将长远战略目标内化为各层级的衡量标准。

    此外,在指标化阶段,出现了360度评估等多源反馈机制。360度评估最早起源于1950年代英国军方和心理学研究,用于从多个角度评估个体表现。20世纪80年代末,部分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开始尝试在绩效评估中采用360度方法,尤其用于高管和管理层的能力评价。进入信息化时代后,360度评估的工具和软件日趋成熟,被广泛应用于人才发展和领导力评估。不过不同国家对360评估的接受度不同:美国企业强调结果导向与反馈闭环;欧洲企业更注重团队协作和公平性;亚洲尤其是中日企业在推行上显得谨慎。

    自驱管理与OKR时代

    近几年,以OKR(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)为代表的目标管理方法在互联网和硅谷企业中大行其道,将绩效考核与战略执行、组织敏捷紧密结合。OKR的核心思想源自德鲁克的目标管理,但更加强调员工自发设定挑战性目标,并追踪关键成果。1960-70年代,英特尔COO安迪·格鲁夫(Andy Grove)在德鲁克目标管理基础上提出了“高产出管理”(High Output Management),发明了iMBO体系,并密切结合摩尔定律进行目标设定。格鲁夫主张快速迭代目标(如季度或每两周),确保组织和个人始终朝着核心目标聚焦。

    1999年,Intel前员工、风险投资人约翰·多尔(John Doerr)将格鲁夫的管理系统引入Google,并将其命名为OKR。Google及其后续的许多硅谷公司(如LinkedIn、Twitter、Facebook等)采用OKR体系,让OKR成为驱动组织聚焦、对齐与承诺的重要工具。图示中列出了制定OKR时需要考虑的要素,包括组织层面的战略对齐与团队章程,以及团队/个人的发展目标。这种“自上而下+自下而上”双向互动的设定方式,使员工对目标的认同度和自主执行力大为提升。

    上图总结了制定OKR时需要考虑的要素,包括从组织层面(战略方向、里程碑等)和团队/个人层面(发展目标、资源支持等)多维度规划目标与关键成果。

    值得注意的是,OKR并非为考核而生。OKR的本质是目标管理工具,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绩效考核工具。OKR关注的是员工对公司目标的贡献程度,而不仅仅是完成日常职责。与KPI强调完成度不同,OKR鼓励设定极具挑战性的模糊目标,通常完成60%-70%就被视为卓越绩效。在OKR框架下,过程透明、持续反馈和团队协作成为常态,极大增强了组织的敏捷性和创新驱动力。

    大厂与外企的绩效演变

    在中国互联网大厂和外资企业中,绩效考核体系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差异。总体来看,国内大厂(如阿里、腾讯、字节等)更强调指标与竞争,而外企则倾向于兼顾文化融合与人才发展。例如,阿里巴巴集团沿用层层拆解的KPI体系,并常采用「271」分布法,即20%的员工评为A+或A(明星级)、70%评为B(中坚)、10%评为C/C-(需要改进或淘汰)。完成KPI的员工往往享有高额奖金、频繁加薪和晋升机会;而绩效较差者可能被要求离职或被动退出。

    与此相比,一些外企会更加注重绩效评价的长期发展意义,例如强调领导力培养和团队配合,同时也关注公平性和员工体验。但无论中外企业,现实中都存在绩效与晋升错位的现象:经理往往会优先提拔自己团队表现好的员工,绩效评分也依赖于管理者的主观判断。在很多公司,“你的上级对你的绩效拥有绝对的话语权”,管理者个人对结果的主观判断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。换言之,绩效考核更多是管理者用来推动团队的一种机制,而不是纯粹的公平竞赛。

    需要指出的是,绩效考核工具的推行也反映了组织文化的变化。以OKR为例,字节跳动引入OKR后营造了快速迭代、自下而上的氛围;而传统外企则可能更强调目标达成与经验分享的平衡。另外,部分互联网公司近年来尝试去绩效化或轻量化考核,减少对排名的执念,更加关注即时反馈和团队合作。但总体来看,大多数企业仍然将绩效作为员工淘汰与激励的关键机制,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中,这一点尤为明显。

    员工视角:绩效考的是什么?如何正确认知

    对普通员工而言,“绩效到底考什么”是个常见疑问。其实,现代绩效考核并非单纯考“干没干活”,而是评估个人价值创造与公司目标契合度。绩效可以被视为一种价值商品:员工将自己的劳动成果“卖给”公司,公司通过工资、奖金、晋升等与之“等价交换”。企业与员工关系本质上是交换关系:公司用薪酬和机会交换员工交付的业绩。基于这种认知,绩效的考核维度应覆盖员工对组织目标的贡献(硬业绩)、与同事的协作和行为表现(软技能,如沟通、创新)、以及未来潜力等因素。

    要避免“干多不如会写”的误区,员工应主动讲清自己的价值:明确自己的目标与团队目标对齐,定期向上级反馈进展,以数据和事实证明贡献。简单加班堆任务、不注重输出质量和总结,往往在绩效中吃亏。高绩效员工当代的正确认知包括:注重产出而非单纯努力,关注结果与影响力的最大化。这意味着工作要聚焦公司最看重的关键目标(如OKR中的关键成果),同时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协作意识。绩效考核最终评估的是对公司价值的贡献,而不是工作时长或个人感觉。如果能将自己的工作成果量化为能被公司“感知”的“商品”(如用户增长率、项目收益、技术突破等),并与团队目标对齐,就能最大化绩效评价。

    此外,高绩效员工还应意识到绩效评分的主观性。大多数企业的绩效管理更偏向于激励而非公平。理解绩效管理的核心是激发员工的敬业度,通过设置有挑战性的目标来调动积极性。但同时也要保持谦虚,善于与主管沟通,避免与管理层针锋相对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指出,绩效管理是人性与欲望的逻辑,目标是激发潜力而非仅仅惩罚。员工应把握这一点:绩效考核是组织推动业务发展的工具,最终目的是帮助你和企业共同成长,而不是简单的“打一锤子”打分。

    结语

    纵观绩效考核的发展历程,从泰勒分工的流水线到德鲁克目标管理的哲学,从KPI/360的量化考评到OKR的自驱管理,本质都是围绕价值交换与激励逻辑在演变。组织文化和管理逻辑的变化决定了绩效考核的形式和重点:传统企业强调服从与效率,互联网企业强调聚焦与结果,外企强调公平与发展。对员工而言,真正的高绩效并非“加班最多”,而是能产出组织认为有价值的成果、并让这些成果为人所见。在不断变化的职场中,把握绩效考核的核心—价值创造和自我驱动,才能在职场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  • AI 时代职业规划:新人到中层的生存与跃迁 (进阶阅读内容)

    AI 时代职业规划:新人到中层的生存与跃迁 (进阶阅读内容)

    过去二十年,很多人对职业的理解非常朴素:努力干、熬资历,等待升职。新人先从执行做起,中层靠经验和管理往上走;大公司提供平台,初创公司提供机会。这套逻辑假定岗位结构相对稳定,你只需在既定阶梯上往上爬。然而,生成式人工智能(GenAI)的到来打碎了这个前提。它不是简单取代一些工作,而是迫使我们重新回答一个问题:“什么样的价值必须由人来创造?”

    金融行业是观察这场变革的绝佳窗口。2025 年以来,摩根大通、花旗等金融巨头已经要求所有新员工接受生成式 AI 培训;劳埃德、汇丰等银行大量投资 AI 项目,用它生成IPO材料、分析风险模型、甚至为客户构建投资组合。与此同时,彭博社预计全球银行未来 3–5 年可能裁撤 20 万个职位。

    本文结合最新研究和行业案例,对 AI 时代的职业格局、金融行业的特定挑战以及新人、中层如何自我进化做深入解读,并给出具体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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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成年人的理想与现实 –为什么“有使命感”的人,反而更容易在职场里内耗?

    成年人的理想与现实 –为什么“有使命感”的人,反而更容易在职场里内耗?

    这几年,我对一件事越来越警惕: 当一家公司、一个老板、一个组织,开始频繁地谈“使命”“意义”“愿景”的时候,我反而会下意识地先问一句——钱在哪里?这并不是因为我变得现实、功利,或者对理想失去了兴趣。恰恰相反,是因为我在职场里待得够久,看过太多“用使命当遮羞布”的场景:资源不够的时候,让员工多扛一点;制度不清晰的时候,用价值观来压情绪;回报跟不上的时候,用“你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”来安抚人心。

    如果你认真观察,会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:越是内耗严重的组织,越爱高频谈使命;越是把使命挂在嘴边的个人,越容易把自己榨干。这也是我在读《Purpose + Profit》这本书时,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。它并不是一本教你“更有使命感”的书,而是一本试图把“使命”从情绪叙事里,拽回现实约束中的书。

    使命和利润,从来不是对立面

    很多人一谈使命,就下意识把它和“钱”对立起来:谈钱,好像就不够纯粹;谈使命,好像就应该不计回报。但《Purpose + Profit》从一开始就给了一个非常冷静、也非常残酷的判断:没有利润的使命,是不可持续的;没有使命的利润,是不可防御的。这不是价值判断,而是结构判断。

    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组织,本质上都是一个价值交换系统。它能活下去,不是因为它“想做好事”,而是因为它持续创造了别人愿意付费的价值。利润,在这里不是贪婪的象征,而是现实世界给出的最低及格线。同样,没有使命的利润,看起来赚钱,但往往脆弱。因为一旦外部环境变化、竞争加剧、成本上升,这种组织很难回答一个问题:当利益发生冲突时,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现在的选择?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在顺风期什么都对,一到逆风期就开始价值观崩塌。

    Purpose 不是口号,而是取舍规则

    这本书里对 Purpose 的定义,和我们日常听到的版本非常不一样。Purpose 不是写在官网首页的一句话,不是 CEO 年会上的热血演讲,更不是员工用来自我感动的精神口号。真正的 Purpose,只有一个功能:在资源有限、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,帮你做取舍。换句话说,它不是加法,而是减法你可以用三个问题,快速判断一个使命是真是假:
    第一,它有没有让组织放弃过“能赚钱但不符合方向”的机会?
    第二,它有没有真实地影响资源分配和决策优先级?
    第三,当使命和短期利益冲突时,它有没有被拿出来当裁决标准,而不是安慰员工的话术?

    如果答案都是否,那这个使命大概率只是 branding,而不是 guiding principle。我见过太多组织,使命永远只在基层被反复强调,却几乎不约束高层决策。员工被要求为了使命多付出、多加班、多承担情绪劳动,而真正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人,却从不需要为使命付出成本。这种“单向使命”,不是理想,是消耗。


    Profit 在这本书里,被重新正名了

    我很喜欢《Purpose + Profit》的一点在于:它没有把利润妖魔化。在这本书里,Profit 被清楚地定义为一种约束,而不是终极目标。它的意义在于:验证组织是否真的在为社会创造可持续的价值你可以把 Profit 理解成氧气氧气本身不是生命的意义,但没有氧气,生命谈不上任何意义。同样,没有利润,使命无法长期存在。这一点放到个人职场发展上,其实同样成立。

    很多人会说:“我有我的热爱”“我有我的使命”。但如果这个使命长期无法转化为市场愿意支付的价值,那你面对的不是理想问题,而是定位问题。个人的 Profit,可能是薪资、是不可替代性、是稀缺技能、是你在组织中的真实价值锚点。它决定了你有没有资格、有没有空间,去谈理想和意义。不是你有使命你就重要,而是你重要了,你的使命才有分量。


    使命最容易被滥用的三个场景

    这本书也间接解释了,为什么“使命感”在现实职场中,经常变成一把双刃剑。

    1. 用使命替代管理能力

    当目标不清、优先级混乱、资源配置失衡时,一些组织会选择谈使命,而不是补管理使命被用来要求员工“多理解一点”“多担当一点”,却从不反思系统性问题。这种情况下,使命只会加速倦怠。

    2. 用意义感掩盖回报不足

    当回报、成长路径、晋升机制模糊时,使命常常被当成心理补偿。久而久之,真正有能力的人会离开,只剩下被情绪绑住的人。

    3. 把使命当成道德高地

    一旦使命被道德化,不同意见就容易被贴上“价值观不对”的标签。这会极大地削弱组织的纠错能力。

   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个体,这本书其实在问你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:

    第一,你的 Purpose 是什么?不是你喜欢什么,而是你愿意长期为哪种结果负责。

    第二,你的 Profit 在哪里?市场、组织、老板,为什么要为你买单?

    第三,当两者冲突时,你现在有没有资格谈理想?如果没有,你要做的可能不是换信念,而是补能力、换位置、重新定价自己。

    这套逻辑,本质上和很多“理性撤退”的选择是一致的。有些离开不是逃避,而是因为当前结构,已经无法同时满足使命和回报;有些坚持也不是执念,而是因为你清楚这份代价是你愿意承担的。成熟的职业选择,不是追求情绪上的意义感,而是对长期代价的清醒判断。


    结语:成年人的理想,一定是带着账本的

    我并不反对使命,也不反对理想。我反对的,是廉价的使命,是不需要承担成本的理想,是只要求别人付出、却从不约束自己的价值叙事。《Purpose + Profit》真正想说的,其实是一句非常朴素的话理想如果不能落到结构里,最终一定会变成情绪负债。对个人如此,对组织亦然。

    成年人的理想,从来不是“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”,而是——我是否清楚,这条路值不值得我为它付出长期代价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那就走;如果不是,理性撤退,也是一种成熟。

  • 去他的“35岁魔咒”

    去他的“35岁魔咒”

    【说明】以下为在尊重原文内容与表达基础上,对行文结构与逻辑顺序做的系统性整理与润色,尽量不删减观点,仅做合并、顺序调整与衔接强化,适合用于 blog 长文发布。


    35岁,职场人的“生死线”?

    你一定听过这个段子:“35岁以后,人脉多的卖保险,人脉少的开滴滴,没人脉的送外卖。”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这句自嘲之所以在职场圈广泛流传,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集体恐慌:35岁,仿佛成了一道谁都不敢轻易触碰的坎。

    如果你打开招聘网站,会发现不少岗位明晃晃地写着“35岁以下优先”;公务员考试也常把35岁设为上限;一些企业甚至公开提出“员工90后化”的用人导向——宁要青春红利,不要所谓“经验油腻”。在这样的语境下,“35岁+”逐渐被贴上“就业困难人群”的标签:稍有不慎,就可能面临失业、收入下滑,甚至被优先优化。于是才会有人感叹:35岁之前跳槽是向上选择,35岁之后跳槽却往往是被迫自救。

    这种焦虑并不是突然降临的。早在我们踏入职场的第一天,关于年龄的隐形倒计时就已经启动:22岁第一份工作没选好,被说前途尽毁;25岁没跳槽涨薪30%,被嫌“混日子”;30岁没带过团队,就被判定“缺乏领导力”;到了35岁还在基层,更是被直接宣判“没戏了”。这些职场毒鸡汤听多了,很多人真的开始怀疑自己。但如果我们冷静拆解,会发现“35岁现象”绝不只是个人不努力的问题,而是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。

    从企业视角看,组织结构天然是金字塔型的,越往上位置越少。权威人力资源调研显示,35岁以上员工中,真正担任管理职务的比例大约只有25%到30%,而一个健康组织里的管理岗占比通常也不会超过30%。换句话说,大多数35岁以上的从业者,依然处在专业或技术岗位上。这本身并不异常,却极其残酷——管理岗位稀缺,能站到塔尖的注定只是少数。

    问题在于,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金字塔中部,如果其工作内容高度可复制,而个人价值却没有持续增量,就很容易被视为“可替代”。很多人看似工作了十年,实际上只是把第一年的经验反复用了十年,能力曲线早已停滞。一旦公司经营承压,这类薪资不低、却难以创造新价值的员工,往往最先出现在裁员名单上。站在企业的商业逻辑里,这并非冷酷,而是理性选择:如果35岁的你和25岁的新人做着同样的事,却成本更高,公司凭什么不选后者?

    另一方面,很多公司在员工职业发展上早已暗中分流。最典型的就是所谓P序列(专业路线)和M序列(管理路线):要么不断向专家纵深发展,要么逐步转向管理岗位。在理想状态下,走专业路线的人,即便35岁不带团队,也能凭借稀缺技能获得与管理岗相当的回报。但现实是,在不少传统企业中,晋升通道单一,“升不上去”就等同于“到顶了”。35岁仍原地踏步,很容易被贴上“不够上进”或“能力不足”的标签,甚至遭遇隐形的“非升即走”。管理岗位稀缺叠加岗位价值天花板,共同放大了35岁的职场瓶颈。

    如果把视角再拉远,从劳动力市场和用工文化层面看,“35岁焦虑”更显得意味深长。许多雇主对35岁以上求职者抱有刻板印象,认为他们精力下降、家庭负担重、健康风险高。于是招聘时干脆设一道年龄红线。HR圈子里流传的一句黑话是:“小于35岁是人力资源,大于35岁就是人力成本。”只要人口红利尚在,不少企业就倾向于持续“榨取青春”——用更年轻、更便宜、更听话的劳动力,替换高龄、高薪却被认为不够灵活的员工。当经济周期下行、岗位总量收缩时,“35+”自然最先感受到寒意。

    所以,当有人说“人不会永远年轻,但永远有人年轻”,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,而是现实写照。25岁干同样的活,老板看到的是潜力;35岁再干同样的活,老板只看到成本。问题从来不在年龄本身,而在于很多人到了35岁,依然停留在25岁的工作状态。

    理解了这一点,破局的方向也就逐渐清晰了。与其恐惧年龄,不如系统性升级自我。

    第一条路径,是在原有赛道上实现“35岁之后的升职与跃迁”。需要坦白的是,升职加薪从来不只是埋头苦干。在组织里,晋升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资源、信任与价值交换的博弈。与其被动等待被发现,不如主动提升自己在组织内的议价能力。你需要学会占据更有利的位置。

    首先是提升能见度,确保“灯光能打到你”。再漂亮的业绩,如果关键决策层看不见,也很难转化为机会。主动汇报阶段性成果,在跨部门会议中表达观点,让更多核心人物认识你、记住你,这是基本功。如果高层对你的印象只停留在“那个埋头干活却不太说话的人”,关键节点自然很难轮到你。

    其次是经营关键关系。升迁几乎不可能脱离伯乐和盟友。你需要有意识地识别那些对你职业走向影响巨大的利益相关者——直接上级、关键岗位同事、以及跨部门的影响力人物。通过长期、稳定、利他的互动建立信任。当你需要支持时,有人愿意为你发声,这比单纯的业绩数据更有分量。把内部人脉当作职业资产来经营,并不功利,而是现实。

    第三是卡位重要项目。每个组织都有高曝光、高战略价值的项目,它们是最快的“放大器”。主动争取参与这些项目,哪怕只是协作角色,也胜过在边缘业务里默默消耗。关键战役中的表现,会直接影响你在组织中的定位和未来筹码。

    第二条路径,是专业精进,把自己打造成“不可替代”的资产。很多人担心经验老化,但真正会老化的不是经验,而是停留在碎片层面的经验。真正有价值的,是你是否能把经验沉淀为方法论,是否具备系统化解决问题的能力,是否能培养他人、复制成果。换句话说,当你离开一个岗位时,如果一切归零,那之前的积累只是一次性消耗;但如果你留下的是可复用的体系和能力,这些职业资产会跨越年龄,持续增值。

    35岁焦虑的本质,是我们害怕自己的价值配不上不断上涨的年龄和薪水。解决办法只有一个:让自己的价值增长速度,跑赢时间。

    第三条路径,则是换赛道,重启增长曲线。很多人在35岁前后,第一次认真思考“要不要换条路走”,这非常正常。行业迭代、职业倦怠、晋升天花板,都会在这个阶段集中出现。关键不在于盲目推倒重来,而在于做一次理性的职业资产盘点。

    转型的本质不是从零开始,而是能力迁移。你需要问自己:有哪些能力是离开当前岗位也能带走的?它可能是一套可复用的方法论,一些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成果,或是跨场景通用的能力结构,比如系统思考、沟通谈判、快速学习。这些才是真正的“硬通货”。

    尤其在当下,个人影响力的重要性正在上升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传统人脉。持续经营专业声誉、打造垂直领域影响力,是回报率极高的长期投资。当你的名字本身就代表专业和可信度,你就拥有了真正的护城河。

    与此同时,不必被年龄数字吓退。职场竞争力的核心从来不是年轻,而是持续迭代的能力结构和应变心态。通过副业试水、业余学习、渐进式转型,实现“软着陆”,往往比孤注一掷更稳妥。

    回头看,“35岁危机”更像一次大浪淘沙。真正被淘汰的,从来不是年龄,而是停滞。35岁不是职场的终点,而是一个提醒:是时候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资产,确认你是在持续增值,还是被动贬值。正如那句话所说:年龄终将增长,但成长始终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

  • 你是否身处有毒职场?九个典型信号,以及你可以如何应对(进阶阅读内容)

    你是否身处有毒职场?九个典型信号,以及你可以如何应对(进阶阅读内容)

    过去一年里,我收到过不少咨询和私信。很多人来找我的时候,都会用相似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处境:他们很累、很焦虑、很内耗,却始终说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更多时候,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环境,而是在反复审视自己——是不是能力不够,是不是不够努力,是不是心理素质太差。

    正是这些反复出现的对话,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。因为在这些咨询中,我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共性: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,自己所处的并不是一个“正常但辛苦”的职场,而是一个已经出现结构性问题的环境。

    这篇文章会系统拆解九个有毒职场最常见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特征,帮助你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否正在悄然消耗你。同时,在文章的最后,我也会讨论如果你确认自己身处这样的环境,可以如何应对———无论你是暂时无法离开,还是已经在为下一步做准备。

    回到我自己的经历,我其实也走过同样的弯路。我的第一份工作里,毒性几乎是被“制造”出来的:老板用PUA式的管理方式不断改变标准、模糊目标、延迟确认,让人永远对不上答案。但当时的我没有足够的职场经验去识别这一点,我把几乎所有不适都理解成自己的问题,觉得是自己不够有战略思维、不够成熟、不够抗压,而不是去怀疑系统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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